年羹尧的92项罪状：叛国罪第五条第二部分

年羹尧犯下的五种叛国罪

第一桩叛国罪：与静宜道人、邹鲁等人密谋谋反。

关于此案，清人萧实于乾隆十七年（公元1752年）所著的《永宪录》中便有邹鲁的供述。

我仔细地读了它。

邹鲁是个术士，他经清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川试时年羹尧录取的弟子王维诗介绍，认识了年羹尧。邹鲁先到西安，又从西安到西宁，在西宁时，他常与年羹尧在书房里谈卦。后来，邹鲁从西宁回到西安，住在年羹尧任职的西安衙门里。这期间，静宜道人和邹鲁合唱，奉承年羹尧，寻觅天象，验证年羹尧的“异象”。

据邹鲁供述，有关年羹尧“异象”、“白气”、“帝君”等说法，均为年羹尧本人意愿，为静仪道人之言。

邹鲁也不是什么好人，他还对年羹尧进行敲诈勒索，扬言要举报年羹尧谋反，并向年家勒索数万两白银。

年羹尧在供述中称，自己身体状况和精神状态都不佳，只是因病说出一些疯话。

第二项大逆罪：按照朝廷制度，奏折和带有御批的诏书本该归还，但年羹尧却故意隐匿奏折原件，并谎称不慎损毁，随后在原文基础上重写了一份上交。

按照清朝的文书制度，凡是皇帝批准的奏章，称为红笔奏章，必须交还原主执行，原主必须在一定期限内交还宫中，不得私自留存。这就是所谓的红笔奏章交还制度。此制度起源于清朝康熙末年，清雍正初年确立。

这一制度在康熙年间推行得比较宽松。

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三月，江南巡抚赵博上疏请求：

“主人，我本该恭敬地将您赐予我的圣旨交还。但我看您智慧非凡，圣旨也如此，我要将其作为珍宝传给子孙后代。除了恭敬地交还您亲笔所写的圣旨外，希望您以后能将圣旨交给我，免除我缴纳的税款。恳请您遵从我的指示。”

皇帝读完奏疏后，作出如下指示：

“只要不是秘密就没问题。”

由此可知，康熙晚年，奏疏“恭敬上奏”已是事实，但若奏疏非属机密事项，经朝廷许可，可由上奏人保管。

雍正即位后，向军中将领和各省巡抚、巡抚下达命令：

“凡用朱文书写的圣旨，必须仔细审阅，呈上来。若有人抄写，藏匿，焚烧，日后被发现，必不获赦免，并严惩不贷。”

并规定：

“以后这道密旨，我亲自批准，下次你有什么事，必须呈上去，不许复印留着。”

至此，严格的奏折回奏制度已建立。

此后，因上报时间不一，皇帝又下令各官员下次收到奏章时，必须加盖红印上报。雍正十一年（1733年），又规定：

凡被降职或因病去世，尚未上交圣旨及诏书箱钥匙的人员，必须由其本人或其家属向巡抚或旗总司令缴交饷物，不得隐匿、留置。

乾隆即位后，再次下令将所有载有其父雍正诏令的奏折归还：

“全部都要恭敬地交上去，印章上哪怕只有几个‘朕安好’二字，也不可隐瞒，若有隐瞒，按照隐匿圣旨的规矩，严惩不贷。”

并规定：

前朝皇帝和新朝皇帝的诏书、朱文全数上交，归还朱文的范围进一步扩大。

不过，雍正的批语也颇有意思，颇受人们的欢迎，甚至有人讽刺这些批语是老生常谈。下面，我们摘录了雍正对年羹尧奏疏的批语，供大家欣赏。

雍正元年（1723年）正月初二，年羹尧上交《请制军事密报稿》奏章，用红笔写道：

“……隆科多大叔，你我之前对他并不了解，真的是错了，他是我们圣父的忠臣，是我的功臣，也是国家的良臣，是当代最杰出、最难得的大臣。至于其他的事情，等我亲自见到你再详细询问吧……”

雍正二年（1724年）六月十五日，年羹尧作《谢赐诗》一首，朱文批语如下：

“……年熙（年羹尧之子，由雍正的叔父隆科多过继）病了。我本该早些通知你的，可你远在千里之外，白白担心，于事无补。不过我从来没有骗过你。去年我告诉你，老少平安。春夏以来，我只告诉你，你父亲身体健康，再未提过此事。我实在不忍心骗你。你如今听到，自然会高兴。将来，你一定能功成名就，垂涎欲滴。你叔父听到诏令时的喜悦，我无法完全表述出来。……”

七月二日，写了一封感谢信，感谢赠与珐琅彩鼻烟壶，并在信的边注道：

“真是天才啊！不悼念逝去的一年，恭喜你叔叔有地方住，我真是佩服你的好意。要不是手很精致，怎么会这么赏心悦目。”

八月十五日，耿瑶感谢中秋糕果之礼，写道：

“……不过我也不想让我这些君王臣民小人，以为这是洗白和阿谀奉承之举。然而螳螂捕蝉，遮不住上天频频赐予我们的大恩，只能徒增我们的羞耻和愤怒。”

红色评论：

“我看了你的报告，比什么都喜欢。就是这样。这份真诚一定会感动上帝永远保佑你。如果有人这样对我，我绝不会愿意知恶行善。如果有什么不符合我意愿的，我会自然而然地告诉你，你不用担心。”

雍正二年三月十八日，年羹尧上书感谢子明，除旁注外，还在奏折末尾写道：

“看你的谢意我明白了，君臣之间相处融洽的例子从来都有，但像我们这样的，不多见。你很幸运，不用说，我也很高兴。总之，我们两人以后会成为君臣相知相守、相亲相爱的典范，让世人、后人都为之羡慕垂涎。我真的很高兴，也深感天地神灵的庇佑。”

二年三月二十九日，耿耀上书感谢卢炜，并批示道：

“……你们的服侍，是为了完成我父王未竟的事业。从道理上讲，你们都是我的功臣；从感情上讲，从你们到士兵、将军，凡是真心服侍我的人，都是我的恩人。虽然我的话粗鲁无理，你们不敢听，但我确实有这样的心，也这么认为……”

（注：以上评语出自清末孟森所著《清世宗大考》）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