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工学博士久保富士（时任抚顺煤矿厂长、大同煤矿有限公司董事）

大同煤矿“万人坑”揭秘（下）（探索？发现2005-182）

中央电视台国际版 2005年9月23日 10:59 来源：

大同梅峪口乱葬坑外景

1967年12月开始，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四单位的专家对大同煤矿“乱葬坑”进行了科学考察。 几个月后，通过人类学鉴定，证实“乱葬坑”里的尸骨是日军占领大同煤矿时遗弃的。 而且没想到，还有一些发现，那就是在尸骨之中发现了遇难者的残骸。

根据当时的发掘报告，有名字的文物只有六件，其他一些文物只能根据骨头的数量来识别。

这是一个名叫龚瑞海的人的劳动证明。 这是从这套衣服的夹克口袋里发现的。 证书正面有我的照片，是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宛平县公署签发的。 从上述记载来看，龚瑞海今年43岁，河北省涿县人，家住宛平县门头沟。 但无法确认他的身体属于哪具身体。

A洞发现的编号为A-1的木乃伊，上衣口袋里有一张“11月工程及物资金额单”，上面印有“鱼峰坑大陆公司”字样，姓李文斌。

编号为A-48的木乃伊身上撕破的毛衣内，有一张白布好公民证明，上面显示死者名叫李玉源，27岁，江苏大浦人。 还有当时“中国联合储备银行”发行的一美分纸币。

学者们从A-70的骨头中发现了数量最多的遗骸。 有一张对折的、盖有墨迹的居住证，上面有死者的照片。 他叫袁廷轩，职业是苦力，年龄36岁，徐州人； 霍乱疫苗接种证明一张，徐州招募中心编号33号白布一块，大同证明五张。 煤矿工人的工资证明，一块编号为5049的木灯牌，还有两个铁盒子，里面装着六根红头火柴。

B洞发现了三张名为“赵明堂”的餐券，上面印有日本名字“桥本”的奖章。

还有B22的工资单、B35的《劳动登记证》，还有其他遗物，比如昭和10年的日本硬币、矿工的汗刮刀、小刀等等，我们不需要一一列举。

这些文物的发现，为骨头的科学鉴定提供了证据，激起了科考工作者的强烈民族愤慨。 同时，他们心里也有一些疑问，那就是那些农民工是怎么来到大同的？ 那时距20世纪40年代仅267年。 他们家里还有亲戚吗？

大同梅峪口乱葬坑A洞遗骸

这些问题超出了他们的专业工作范围，但工作本身又极其特殊，实际上不仅仅是一项普通的科学研究。 于是，当大同“万人坑”科考工作告一段落时，1967年5月下旬，青年学者周国兴和另一位卢姓同事上了火车，开始了漫长的寻找之旅。

一路上，周国兴心里忐忑不安。 他不知道能否根据尸体遗骸上的地址找到元廷轩的家。 毕竟几十年过去了。

当周国兴敲响徐州市子坊乡一处四合院的门时，令他惊讶的是，开门的人是袁廷轩的亲生女儿。 而且，元廷轩的已婚妻子还活着。 当周国兴拿出袁庭轩的照片时，全家人都泪流满面。 虽然亲人的下落已经知晓，但等待他们的却是悲惨的消息。

这些照片是周国兴为袁庭轩的妻子和家人拍摄的。

几十年后，我们剧组来到徐州，遇见了袁庭轩的女儿。 中科院人员到他们家做客的事，她至今记忆犹新。

周国兴没想到，在他们拜访袁家一年多后，袁廷轩的妻子就因悲痛过度而去世了。

从徐州回来后，周国兴立即赶往龚瑞海家。

周国兴：“龚瑞海还和李新庄村的很多老人聊了他们的家庭情况。龚瑞海兄弟三人家里都有一点地，有一点房子，但生活还是比较困难，所以他是地主，他家种了55亩白沙地，但是这块地收成很少，后来交不起租金，后来他又把这块地还给了车某。他的两个兄弟和他的父亲去世后，他就去别处工作了。”

2005年8月，摄制组来到龚瑞海的家乡，见到了龚瑞海的女儿，她对父亲没有任何记忆。

1937年9月13日，日军占领大同后，只剩下少量兵力，主力继续南下。 大同成为日军的大后方。 随后，大同成立伪“晋北自治政府”，隶属伪“蒙新联合自治政府”。

1967年，北京专家发掘了杨树湾乱葬坑。

日本甲级战犯苍井重光在其回忆录《日本侵华内幕》中描述了当时的情况：“随着华北军事行动的推进，满洲军队也涌入华北，……开始实施华北经济计划。

日军占领大同煤矿后，在军方的压力下逐渐恢复生产。 但由于原有煤矿技术人员和矿工大量流失，煤矿生产无法得到有效保障。 因此，从1937年底到1938年初，满铁在极短的时间内从东北抚顺煤矿紧急调来了317名日本技术和管理人员，并从各地招募和俘虏了5500名矿工。

日方对大同煤矿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极为满意。 日本名古屋市工业部在昭和14年，即1939年编撰的《蒙古和新疆经济调查》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最引人注目的是，有120个亿吨级大同煤矿……考察组有幸进行了现场检查，发现煤矿品质优良。 1、矿井里水很少。顶板岩石很坚硬，坑木只用日本材料20%就够了；3、几乎没有恶性气体；4、煤矿断层和皱纹很少；煤层坡度极其平缓。”

不过，在同一份报告中，日本也表达了相当的担忧：“目前，日本平均每天雇用5000名工人，实行三班八小时轮班制，平均工资为0.65元，但劳动力主要使用当地部分- 时间工人。 农耕高峰期从事农业的人数急剧下降。 据说，招工是当局最头疼的事情。 ”

大同位于山西最北端，毗邻内蒙古。 这里本来就是人烟稀少的地区，再加上不断的战乱，青壮年成了稀缺资源。 一方面，地下有无穷无尽的宝藏等待掠夺，但另一方面，却缺乏开采的人力资源。 这一矛盾将如何解决？

当时中日两国经历了山西忻口战役、山东台儿庄战役、中原武汉战役等。 国民政府迁都西南重庆，大片河山落入敌手。 日军也在几次战役和战斗中消耗了大量的人员和物资，日本人决定实行“以战养战”的战略。 于是，沦陷区的中国人民就成了他们掠夺的对象。

据《大同煤矿史》记载，大同煤矿于1939年初在北京设立了“征兵办事处”。当然，征兵范围并不局限于北京，而是整个沦陷区，特别是山东、河南等地。 、河北省。 比如前面提到的袁廷轩，就是徐州招聘所招聘的。 但各地招工形势可以说十分惨淡，不得已才实行了“招工补贴”。 规定“招收50人以上补贴50元，招收60人以上补贴60元，招收70人以上补贴70元，招收80人以上补贴70元”。人85元，90人以上95元，100人以上110元。”

但我们从采访中了解到，几乎所有来到大同煤矿的人都被欺骗或强行抓获。

1937年9月日军占领大同前，大同煤矿最多有8000名矿工。 日本占领期间，工人人数最多达到18,000人。 各地除了被“骗”、“抓”的，还有战俘和所谓的“共享”劳工。

在大同附近的区县，日方以组织“青年报国队”为名，向各县各村派发人员。 据说，每六个月派遣一次劳动力，每期3000人。 事实上，一旦进入煤矿，就很难脱身。 1940年，左云县王村一次性派出四五百人前往大同煤矿。 他们的命运可想而知，没有人活着回来。 虽然日据后大同煤矿的产量屡增，但他们贪婪的胃口确实难以满足。 日本工学博士抚顺煤矿厂长久保抚顺在报告中再次发出预警，列出了日本从1941年到1947年逐年煤炭短缺的情况，他表示日本将在第23年出现煤炭短缺昭和时代，即1947年。煤炭3900万吨。

南满铁道有限责任公司勘察局华北煤矿开发规划

博士用一种工业家和政治家混合的语气分析道：“衡量一个国家实力的强弱，有各种各样的观点，但最恰当、最关键的问题是煤炭消费的观点。”煤炭消费量直接体现了机械制造业的繁荣程度，间接代表了民族的振兴精神和抗战精神。”

久保建英呼吁的目的是希望日本政府加大对大同煤矿的投资。 他在报告中首次提出了一个庞大的计划：“以日本九州和北海道为例，认为（大同煤矿）年产3000万吨，这是非常容易实现的。”

1938年2月11日，国际反侵略会议在伦敦召开，来自40个国家的800多名代表和各国际组织的代表出席。 国会通过了一项谴责日本侵略的法案，包括抵制日货、停止向日本提供贷款、支持中国以及禁止向日本进口煤油。

世界各国对日本的经济制裁，以及战争规模的扩大和旷日持久，都让日本感受到了对战略资源的迫切需求。 1940年1月，经日本首相安倍伸之亲自批准，决定成立大同煤矿株式会社，满铁投资1000万日元，伪蒙古政府投资2000万日元，华北开发株式会社出资1000万日元，总投资4000万日元。 到1943年，日本投资增加到1.2亿日元。

新成立的大同煤矿有限公司在其纲领中表示，其宗旨是：“开发世界富饶的大同煤田，寻求为战时日本各产业提供煤炭作为动力，同时满足产业需求”。和地区民用，改善民生。”

日方并不隐瞒掠夺大同煤炭的目的，因为运往日本的煤炭数量必须占总产量的65%以上。 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日方也无法隐瞒。 而他们所谓的“满足本地区工业和民用”呢？

大同原本是一个盛产煤炭的地方。 然而，日本占领大同煤矿后，这里实际上爆发了“煤荒”。 煤炭产量越多，“煤荒”就越严重。 偌大的大同城里，只有城隍庙有一座民用煤矿，而且是由“专营民用燃料”的日资“星亚公司”独家经营。

这个煤场每天早上6点就排队登记，下午3点就开始卖煤，等了近十个小时的人只能买到2毛钱一条的煤面。 尤其是冬季采暖季，煤场更是拥挤不堪，经常无煤可卖。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从大同煤矿深井巷道涌出的煤炭，源源不断地装上火车，昼夜不停地驶往天津港，然后运往日本。

年产1.23亿吨的计划虽然没有久保夫博士的雄心勃勃，但却比1937年之前的年产200万吨高出数倍。日本人虽然没有成功，但他们近乎疯狂的掠夺野心大同的煤炭资源显露出来。

日本工学博士久保富士（时任抚顺煤矿厂长、大同煤矿有限公司董事）

中国人民为此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

在木乃伊编号A-1的上衣口袋里，有一张属于李文斌的《11月工作及物资金额清单》的工票。 从这张没有注明日期的工单上，我们大致可以知道，李文斌11月份只工作了19天，每天60分钱，总共赚了11元40分，扣除店铺费用7元，鞋子1元，还有帽子2元。 付了80分和5分之后，我只得到了50分和5分。 按照当时的市场价格，1元钱只能买2公斤小米。 也就是说，李文斌辛苦工作一个月，赚到的钱只能买1公斤小米！

为了防止工人逃跑，煤矿并不用现金支付工人工资，而是用一种称为“补发凭证”的凭证来代替他们的工资。 有了“兑换凭证”，就可以在矿井内指定的“销售商店”购买东西。 一旦离开煤矿，就如同一张废纸。

我们看袁廷轩身上发现的五张“煤矿工人工作证”，都是工资单。 第一张工资单上的数字显示，他的收入为13.48元； 第二张工资单上的数字是12.03元； 第三张工资单已损坏且无法辨认； 第四个是9.57元； 最后一张工资单是1.42元，除去吃饭的1.4元，他只赚了0.02元。

看来，元廷轩生前很珍惜这五项“采炭功德”，所以一直没有离开过他的身体。 由此可以推断，袁廷轩在大同煤矿只待了五个月。 也许他生病了或者残疾了。 总之，他的劳动能力越来越弱，吃的越来越少，直到最后被扔进了“万煤矿”。 “男人陷阱”！

还有更多的尸体没有留下名字或任何信息。 他们要么被扔进废弃矿井，要么被扔到荒野里被狼狗吃掉。 其他同胞在战场上与侵略者战斗，他们在战场上洒下的鲜血至今仍被人们永远铭记。 然而，大同煤矿工人的生死完全如草芥。 他们生前没有被当作人对待，死后也没有任何尊严。 更不用说尊严和价值了。

1967年初夏，北京学者对大同煤矿“乱葬坑”进行了数月的科学考察，对梅峪口煤矿保存相对完好的A、B两个洞穴进行了清理和鉴定。已大致完成。 在这些难忘的日子里，学者们听到了太多关于“乱葬坑”的故事，他们知道自己调查的只是众多“乱葬坑”中的极小一部分。 在大同煤矿的荒野、河滩、沟壑、废弃矿井等地，散布着大小不等的坟墓和“乱葬坑”。 据当时幸存的老矿工鉴定，较大的“乱葬坑”有21处。

即将离开大同煤矿的北京学者突然决定再挖一个“万人坑”。 于是，1967年5月4日，北京的学者们来到了大同煤矿忻州窑矿一个叫杨树湾的地方。

1966年参与大同煤矿乱葬坑发掘整理的专家

这一天的场景被学者王玉宇记录下来：1967年5月4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大同工作队试图在杨树湾河谷平原挖掘一处被称为“死人沟”的乱葬坑。 。 在调查过程中，发现数百名矿工分散并埋藏在任意方向。 最密集的地方，不到一米的深度，已经有五六层尸体了。 这是大同最大的露天乱葬坑。 1938年至1945年，多达3万名中国矿工在这里被日本人折磨致死。 狗群成群，头如大雨后飘瓜，山野恶臭，路人断绝。

人们再次震惊，不禁问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事？